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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峰:从没想过上头条,章子怡命令我把Fiil耳机做好

虎嗅网 2016/2/25 阅读 801


摇滚音乐人汪峰说,他从没想过头条,但很早就想做耳机。


汪峰说,“我视之为另外一个重大的作品,对它的投入就像写《晚安北京》这首歌或者鸟巢音乐会一样,它一定会很棒。围绕在它身边的,是最杰出的一群产品人。”

汪峰说,耳机的品牌叫“Fiil”,一个生造的英文词。中文名未定。英文“fill”和“feel”的谐音联合体。汪峰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,“它打通了I和L的差别,可以有很多字形上的变化,印在耳机上的Fiil更显眼。有意思的是,它第一个字母是F,也是峰的第一个字母。”

汪峰回忆,做一款耳机的念头由来已久。去年8月,汪峰鸟巢演唱会之后,汪峰的老友吴世春发来微信,问他有没有兴趣做一款独立品牌的耳机。

吴世春是著名的天使投资人,早年在华为短暂停留,2000年参与百度早期创业,2006年创立酷讯网,2009年成为天使投资人,先后投资了唱吧、玩蟹科技、趣分期、美丽说、蜜芽宝贝等上百家创业公司,尤其是玩蟹科技的投资,创造了1800倍回报的“天使神话”。

汪峰和吴世春探讨之后,觉得玩“明星代言模式”肯定不行,这个模式天生就没做大的可能,吴世春说,“要做,你必须大股东是董事长,我们跟着投。”

汪峰也非常赞同,“这个办法很合乎创业游戏规则,如果我仅仅是代言,那就简单了,发个微博站个台。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劳力上心。”

于是,汪峰不仅仅在这个项目初始阶段真金白银投了几百万美元,还亲自掌控产品方向。据汪峰介绍,在运作Fiil耳机的公司里面,汪峰按照出资额和影响力双重作价,最终,汪峰占股接近四成,名副其实第一大股东。

汪峰告诉记者,“我有影响力,也懂音效。但是做耳机要依赖科技界,我认识的人有限,这就需要吴世春等投资人的推荐。”不过,当吴世春等投资人向汪峰提供了一个团队名单,供其参考,汪峰看了,觉得这事比此前预估得还要大。

操盘组局,吴世春、李一男前线搭建团队

名单中的第一个人物,是彭锦洲。

彭锦洲是老华为人,1993年就进入华为,后随李一男出来创办港湾,2006年回归华为,随后参与华为荣耀事业部的创立。不久前离职,离职前是华为荣耀业务副总裁,荣耀体系内的二号人物,主管销售,也被公认为“荣耀奇迹”最重要的功臣——2014年,荣耀手机实现了1亿美金到20多亿美金的销售增长,被称为“荣耀奇迹”。

虽然汪峰认为自己在耳机的外观设计、音效把握、品牌号召上有着独特的优势,但毕竟他是个艺人,没有“操盘”商业机构的经验,他需要彭锦洲的创业老兵来“辅佐”。经过和其他投资人的短暂磋商,确定彭锦洲将以CEO的身份进入汪峰团队。

彭锦洲说,他是经吴世春、李一男介绍,认识汪峰的。同普罗大众一样,一开始,他对汪峰的认识仅限于“春天里”、“上不了头条”、“半壁江山”以及章子怡。

设计的两个观点:“倒推法”和“有深度的叛逆”

汪峰说,“我对音效要求非常苛刻,但这些人让我很惊讶。他们给了我几个国外专业品牌的耳机,并承诺,Fiil的音质音效不会低于这个水平。我一听,没问题,绝对可以过关,在声音这一块,专业性是绝对保障的,这是Fiil耳机最重要的基础。”

汪峰说,他前期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产品ID设计(Industrial Design)中的外观部分。汪峰团队找的都是国际大牌设计公司,最早接触的是BMW设计中心(上海),选择著名设计师台湾人刘传凯(Carl liu)来主创。

在和刘传凯的交谈中,汪峰谈及了关于设计的两个观点。一个是“倒推法”,即将耳机的形状“虚置”起来,让设计师对耳机的各个基本部分做材料和颜色上的“安排”,确定各个部分单元之后,然后构造整体的耳机形状。第二个是“有深度的叛逆”,即让人第一眼就觉得产品是不同的,这是一种“对大众惯常感受的不服从”,“但绝不是为了颠覆而颠覆,为了反叛而反叛”。

由于BMW设计中心调整了刘传凯的设计档期,刘传凯最终没有为Fiil耳机做设计。汪峰团队找到德国著名的DA公司(Design Affairs)。艰苦的沟通之后,DA公司交付的设计令汪峰非常满意,随后,Fiil的产品总监杨晨觉得陷入了一场可怕的“色彩灾难”。

汪峰说,“在音质没问题的情况下,购买的理由就是外观,当然,还有价格。”

汪峰的自白

汪峰告诉记者,“辞掉中央芭蕾舞团铁饭碗做摇滚的时候,看到非常多的成见和乐队的不欢而散。”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观,人们一边不考虑自己的生计,一边幻想着自己摇滚可以继续下去。这种分裂使得很多摇滚人被一种单调的歌词模式所“俘获”,即“贫穷导致愤怒”模式。汪峰开玩笑:“基本歌词模式大体一样,‘我孤独,是因为一个姑娘走了。这个姑娘去哪了,是跑别人那去了!为什么跑别人那去了?是因为我没钱。’”

后来,他坚决签约华纳,“我要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和安心创作的环境。我没法白天创作自己的词曲,晚会去酒吧被人点唱。”华纳公司提出的条件是,只跟汪峰一个人签,不希望和乐队签。“外国公司有很强的商业契约精神,北京摇滚圈的乐队极不稳定,一闹情绪,一会儿鼓手走了,一会儿Bass又走了,频繁变动对华纳杀伤力太大。他们的诉讼法庭只设在香港,他们有现实的顾虑。”

汪峰这一“单飞”引发了非议。汪峰说,“当时我有一个参照,就是崔健。一个写出《一无所有》的人,这样的人没有摇滚精神吗?老崔和乐队里面的刘元、艾迪等伙伴,将收入谈得清清楚楚,在那个年代,老崔就是用商业的思想来理解他的音乐团队。随着对国外乐队的商业运作了解越来越多,我越来越有谱。”

汪峰认为,“摇滚需要不妥协需要死磕,这没错,但需要智慧地死磕。”汪峰可以接受在一些具体的音乐产品上向商业做出有效的调整。最出名的例子是歌曲《怒放的生命》,原本的歌词充满着绝望和挑战,音乐公司给出不同的意见,汪峰接受之后,巧妙地将歌词改成一首积极的、脍炙人口的歌曲。

一旦商业成功之后,汪峰会有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来表现出他精神上的丰富性和批判性,“妥协的时候,别人会骂我是最赤裸裸的摇滚商人。当批判性的《信仰在空中飘扬》专辑出来,他们又接着骂,原来你丫是一个分裂的人”。

汪峰的策略就是,必须做更多的探索性的东西,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商业层面,“别人会看不清,说不清”。声势浩大的鸟巢音乐会上,线下卖出了2000多万的门票。而在线上,汪峰主动同乐视合作,开创了“摇滚O2O模式”。乐视对汪峰的音乐会现场直播,乐视电视的用户需要付费才能收看,最后,线上收入300万。

论及Fiil耳机未来可能的商业模式演化,汪峰说,“第一代产品定义基本完成,Fiil第二代产品会根据流媒体的发展、耳机和运动的结合来设计。”

汪峰透露,他自己的音乐版权在这场版权大战中价格不错。他判断,流媒体向上游的内容端购买版权,在未来,也会和下游的智能播放终端合作开发,只要这家终端公司的力量足够强。所以,耳机在生态链的关系是一种“协作的、被集成的、向智能设备拓展”的关系。

采访结束前,记者忍不住问,“章子怡对你做耳机这事有什么想法?”汪峰很严肃,“她告诉我,这是个特别重要的事,你得做好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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